王锐||重思蒋廷黻的帝国主义观
作者简介
王锐，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摘 要：
帝国主义是蒋廷黻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基于对近代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形式的认同，他认为中国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抵御帝国主义，保证国家主权的完整。但是，蒋廷黻相信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能够让中国从中获益，近代资本主义体系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因此，他认为帝国主义并非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是古今任何时候都存在的现象，并且无涉善恶。基于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蒋廷黻认为中国要想在这样的国际秩序里自存，需要厉行中央集权，进行自上而下的国家建设。总之，蒋廷黻的帝国主义论，既表明他对近代以来的世界大势颇有了解，又凸显出他对该如何突破旧的世界体系、构建更为平等且公平的国际新秩序的问题缺乏深入思考。
关键词：蒋廷黻;帝国主义;现代化
在近代中国，如果说有哪个政治概念能引起广泛社会回响，并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帝国主义可算其中之一。虽然近代中国不同政治与文化派别对于帝国主义的理解不无歧异，但大多数派别皆通过研究与宣传帝国主义，让国人意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内外危机，唤起国人的救亡图存意识。就此而言，如果撇去帝国主义问题，那么近代中国的“开眼看世界”将变得极不完整。
帝国主义问题不但影响着人们对于中国现状的理解，而且也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科中必须要处理的关键议题。这门学科的诞生与中国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迫使时人必须面对与思考中国的症结何在、世界的景象为何、时势的逻辑如何把握、未来的道路如何走等关乎中国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在怎样一定的理论框架下来叙述、阐释晚近的历史流变，对于明确当前的政治社会特征，探索未来发展的方向至为重要。在早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蒋廷黻的地位颇为特殊。他既是一位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又是南京国民政府中的一分子，同时还是一位喜就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的公共知识分子。因此，他的《中国近代史大纲》,包括其他研究近代以来中国内外关系的文章，不能说不带有一定的学术属性，但却决不能仅从“纯学术”的角度来阅读和评价。
在笔者看来，理解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叙事的关键在于分析他的帝国主义观。虽然在政治与学术立场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截然相反，但在其史论里，蒋廷黻同样颇为重视帝国主义问题，并有一番自己的解释。谈论帝国主义，自然不能回避殖民地问题。在撰于晚年的回忆录里，蒋廷黻直言自从留学时代起，就对帝国主义并无太多反感：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殖民或者帝国主义并不仇恨，因为我感到中国如果愿意，同样有资格能产生与欧洲相同的组织力、相同的政治、相同的经济水准以及资源。改良中国生活方式，根除无效率、涣散的习性，就能建立有效率的生活方式。我不敢肯定地说，目前所行的拓殖是有害而无利的。欧洲人在殖民到各洲时做了很多事，有些他们有意做好，有些他们有意做坏。那些日以继日终年高喊打倒帝国主义，而不能提高自己生活水准的人，我认为他们是自戕，是怯懦。易言之，帝国主义或拓殖主义下的牺牲者，他们可以改善他们的处境，至少，可以用平等或互惠的关系来代替一方统治另一方的关系。
蒋廷黻撰写回忆录时人在美国，而且恰逢东西阵营冷战正酣之际，因此他不必顾及近代以来大多数中国人的政治情感，可以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对于世界近代史上殖民问题的认识。人们不禁要问，曾担任国民政府外交官员的蒋廷黻，为何会认为列强对外殖民扩张非但不是一件坏事，反而有可能对被殖民地区产生正面影响，甚至认为高喊打倒帝国主义的人“是自戕，是怯懦”。他仅是晚年在冷战背景下才这样认为，还是终其一生皆是如此?要想深入理解这个问题，就需要仔细梳理、分析蒋廷黻对于帝国主义的看法。
蒋廷黻在回忆录里自言，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阅读了霍布森的名著《帝国主义》。这本书让蒋廷黻觉得“深获我心，使我对帝国主义得以明了”。后来蒋廷黻的博士论文重点探讨英国劳工运动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认为19世纪末以代表工人阶级利益自居的工党在帝国主义问题上是持反对态度的，并且这样的态度会一直持续下去。联系到霍布森属于19世纪末英国政治光谱中强调国家的社会保障职能、关注劳工运动与社会福利的“进步自由主义”者,那么蒋廷黻选择这一话题作为博士论文，很可能是受到霍布森的影响。
霍布斯鲍姆将1875年至1914年称为“帝国的年代”。他指出，在此期间，“地球上大约有四分之一的陆地，是在六、七个国家之间被分配或者再分配的殖民地”。而“‘帝国主义’一辞，是在1890年代对殖民地征伐的讨论中，首次成为政治和新闻词汇的一部分。同时它也在这个时期取得经济意涵，而且一直保持至今”。这一概念“在1870年代首次进入英国政治，1870年代晚期，尚被视为一个新词汇，直到1890年代才突然变成一般用语”。而如果要推举一本较早对此“全新现象”有全面而犀利剖析的，则非霍布森的《帝国主义》莫属。
在该书中，霍布森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主义的本质在于，它为了投资而不是为了贸易才去开发市场，并用外国廉价产品的经济优势取代本国的工业生产，并维持自身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阶级统治地位。”霍布森分析了帝国扩张的动机，认为“并非出自国家的整体利益，而是出于特定阶级的利益，这些阶级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将扩张政策强加给国家”。具体言之，英国19世纪的帝国主义政策只对金融资本家最为有利，后者为了扩大资本输出，不断鼓吹殖民扩张，要求英国政府进一步投入人力与物力去控制殖民地。要想找到英国国内帝国主义政策的经济根源，必须从金融资本积累财富的方式入手。除此之外，帝国主义并不能给大多数民众带来好处。尤有近者，霍布森强调，金融资本家为了鼓吹帝国主义而不断开动意识形态宣传机器，将自己的经济企图巧妙包装在诸如“文明等级论”与人种学这些属于典型19世纪殖民扩张意识形态话语之中，让本国民众觉得支持殖民扩张实为一种“文明的责任”,属于爱国的表现。
霍布森与同时代的很多人——如希法亭、罗莎·卢森堡、列宁、布哈林一样，都关切到了帝国主义与金融资本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和列宁、布哈林等布尔什维克党人致力于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终结帝国主义秩序不同的是，霍布森并不主张立即终结欧洲列强的殖民统治，而是主张资本家群体应与工会达成妥协，重新调整国内市场的资本积累方式，以缓解国际层面帝国主义所制造的紧张状态。因此，尽管霍布森对金融资产阶级操纵宣传机器鼓吹帝国主义深为不满，可是他却与后者一样，共享着那个时代西方列强对于非西方国家与地区民众的定义，即认为后者多属“低等种族”。他主张所谓“文明国家”应担负起“教化”那些“低等种族”的责任：
如果我们正在接受了照顾和教化“低等种族”的委托，那我们应当如何着手履行这个委托呢?应当研究他们本民族的宗教、政治和社会其他制度、生活习惯，努力钻研他们目前的心理和适应能力以及学习他们的语言和历史，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人类自然史的发展脉络中准确定位这些民族；不要把目光只盯在他们的农业和矿产资源上，还应该密切注意他们所生活的国家，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生活环境。然后，谨慎地接近他们，尽可能获取他们对我们友善动机的信任，并且公开制止开发公司去开矿、获取特许权或其他有损于我们无私行为的时机不成熟的自私企图，我们应努力做好顾问该做的事。即使有必要对低等种族采取一定的强权措施，我们应该将其作为最后的手段放在幕后实行，而把理解和推动我们所能发现的所有内部进步力量的健康自由运转作为我们的首要目标。
霍布森说，那些“致力于‘低等种族’的保护、教育和自主发展”的做法属于“稳健的”帝国主义，它不同于“狂暴的”帝国主义。如果仅从这一点来看，蒋廷黻晚年在回忆录中说他并不反感帝国主义与殖民统治，甚至觉得殖民活动可能还有助于被殖民地区的发展，大概是受到霍布森的影响。
整体来看，蒋廷黻对霍布森帝国主义论的汲取，虽然有，但可能并不多。1926年，蒋廷黻在南开大学任教期间，或许是有感于之前五卅运动中声势甚大的反帝国主义浪潮，他就帝国主义问题作了演讲，演讲记录刊登在《南大周刊》上。蒋廷黻开篇即言：“国内近来讨论帝国主义的文章，散见于报纸杂志者甚多，但有的是为苏俄宣传而作的，有的是为英日宣传而作的，有的是为爱国热忱而作的。各种著者或无暇研究，或故意的不顾事实，其文章的价值可想而知。”可见，在蒋廷黻眼里，当时社会上许多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都可以商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帝国主义论主要来源于列宁，蒋廷黻所说的“为苏俄宣传而作”的，大概是指中国共产党的帝国主义论。
蒋廷黻认为帝国主义并非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才出现，而是从古至今一直都存在。古代的王朝与城邦扩张皆为帝国主义。不但欧洲历史上有帝国主义，亚洲历史上也有帝国主义。或许是有感于中国共产党的帝国主义论强调列强对中国进行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所造成的危害，蒋廷黻说：“国内研究帝国主义的人，多犯神经过敏的毛病，以为列强的商业和实业都是与帝国主义有关系的。”在他眼里，“强国与弱国间的经济关系也不全是帝国主义的。国或强或弱，一致的必须有国际的经济交换”。其实，中国共产党的帝国主义论并未否定一切的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而是强调列强的对华贸易是建立在不平等条约之上的。在此过程中，中国罕有自主权，而是位于被支配的一方。尤其是随着列强对华进行商品倾销，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加上中国关税长期不自主，致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步履维艰。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主张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重要背景。
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蒋廷黻说：“此刻我不过要诸位注意友敌的分别，以便将来讨论中国抵抗帝国主义的方法。”可见，他也认为剖析帝国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抵抗帝国主义”。因此，对于霍布森与列宁都反复强调的金融资本问题，蒋廷黻也进行了颇为详尽的分析。通过梳理晚近西方列强对外进行资本输出的史事，他承认：
强国的资本家不但要求政府保护他们在弱国所投的资本，不但要求政府替他们索债，并且鼓动政府为他们找投资的机会。这并不是桩难事。资本家在其国内能操纵舆论，能支配政党，而外交界的人又多与资本阶级接近，因此强国的公使派驻弱国者又加了一种职务，就是为其资本家找投资机会。
这一观点，十分贴近霍布森在《帝国主义》中对金融资产阶级操控本国政坛、利用宣传机器的描述,联系到甲午战争以来列强在华经济活动的诸多史事，可以说也颇为准确地道出了其行动逻辑。
关于“实业”(即原料),蒋廷黻认为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更为紧密，是“近代帝国主义的一个大动力”。他认为列强为了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原料来源地，不断在各地划分势力范围，并用外交手段，甚至武力手段强迫弱国为自己提供原料。为了垄断殖民地的原料，列强或是将殖民地的统治权外包给一家公司，或是把开矿特权留给本国资本家，或是只许本国国民在其殖民地购买土地。此外，他指出列强与弱国签订的借款协议中，前者往往强迫后者将本国原料产地交由其管理作为附带条件。在这中间，“土耳其与中国受其毒最深”。蒋廷黻进一步强调：
这些原料，我们自动的培植，不须外人强迫。但外人恐怕我们的实业发达以后，原料不能外输，如棉花。于是外人限制我们的关税。我们讨论关税自主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中国不但不能自由增加进口关税，而且不能自由增加出口关税。印度也是如此，土耳其三年以前亦是如此。
只要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稍有了解就知道，与近代其他大力发展本国工业的国家相比，中国极低的关税根本无法保护还处于弱小阶段的民族资产阶级。外货大量倾销至中国既是不少关心中国经济的人长期批判的一个现象，也是时人眼里国权丧失的一个表现。蒋廷黻通过分析列强为控制原料供应地而采取的手段，引出了关税问题。他说：
我们可以说国际贸易一部分是因普遍关系发生的，一部分是由政治势力发生的。政治势力能帮助商业，因为它有关税管理权，它能支派政府的购买，它能影响属地或弱国的文化，它能支派外债的来源及外债的条件。这种商业是帝国主义大因之一，也是帝国主义大果之一。
很明显，虽然蒋廷黻反复声称并非所有的国际贸易都属于帝国主义，但他依然揭示了帝国主义国家如何运用经济手段输出商品，控制弱国。就此而言，他此时对帝国主义是持比较明显的批判态度，并且希望通过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动逻辑，让中国人知晓如何“抵抗帝国主义”。
蒋廷黻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海斯是他的论文指导教师。后者以研究近代民族主义而闻名，并出版《族国主义论丛》一书。蒋廷黻后来将此书翻译为中文。在中译本出版之前，蒋廷黻于1927年发表了一篇关于此书的评论。在评价海斯此书的学术意义时，蒋廷黻顺带讨论了帝国主义问题。他说：“十九世纪是民族国家主义的世纪。此主义不但支配了一世纪的政治，且支配了一世纪的思想。”流风所及，“此主义已成一个热烈的新宗教”。它使人相信，“自己的文化比外国的文化好，自己的种族比别国的种族好，于是乎自己的国家对于这些弱劣的国家有一个使命，此即‘白人的负担’”。他指出：“这就是帝国主义。”可见，他在此处主要谈论的是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想极度膨胀，以及所谓“白人的负担”说辞泛滥，指出此乃滋生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源。这就将帝国主义问题从经济领域延展至思想与文化领域。
一年以后，在为此书撰写“译者介绍词”时，蒋廷黻指出海斯对民族主义持批评态度,认为它的泛滥导致世界范围内局势动荡，但蒋廷黻认为当时的中国却非常需要民族主义：
我虽明知族国主义的缺点，我确以为中国人政治精神病惟族国主义的精神药能医治。同时我愿意承受海斯教授的劝告：中国应图主权及土地的完整，确不应行反国际主义的政治、经济或教育政策。中国若欲自强，必须有国际主义的同情与协助：这是反国际主义的政策所不能谋得的。同时中国若不速受族国主义的洗礼，不但中国对国际主义的进步不能有所贡献，且中国本身反将变为波耳干半岛(案：即“巴尔干半岛”)第二，反将成为列强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用武之地。
在这里，蒋廷黻认为中国此刻不是民族主义过于膨胀，而是缺少民族主义，所以导致“政治精神病”流行。他希望通过在中国提倡民族主义来唤起国人的爱国之心，实现“自强”,抵御列强的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在他的逻辑里，民族主义过度膨胀对于欧洲而言或许已经成为乱源之一，但在中国这样的弱国那里，民族主义却是堪称改变危局的良药。这背后的前提就是他意识到了列强基于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与掠夺，使中国面临四分五裂的危险(即巴尔干化)。无独有偶，后来与蒋廷黻同属《独立评论》阵营一分子的傅斯年，在当时也认为，虽然“过量的民族主义是使欧洲成巴尔干的原因”,但“十九世纪欧洲之大进步，正靠其民族主义，中国此时尤非民族主义不足以锻炼国民”。
因此，分析蒋廷黻等人的思想，就不能基于某种当代政治想象简单地认为他们是在“反思”民族主义，用“去历史”的方式将他们与当时其他政治与文化派别区隔开，而是要考察他们所谓的民族主义是在怎样的思考框架下提出来的，具体内涵指的是什么。蒋廷黻此处的言说显示，他一方面希望中国通过提倡民族主义来抵御列强的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不能自外于所谓“国际主义”。他所说的“国际主义”,自然不是当时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所倡导的国际主义，而是顺着海斯的观点立言。海斯为自己著作的中译本写了一篇序言，他向中国人建议，“中国应当勉力建设一个能与世界各国维持通常国际往来的行政机关”,中国人应注意“如何使中国精神的与经济的生活成为世界各国生活上合作的一个势力”。之所以提此建议，是因为在他看来，“现在西方赞成国际主义的意见已渐渐的发展，并且近世生活中根本的各种事实亦渐趋于国际化”。他在这里言之凿凿的“国际往来”“国际主义”,在书中主要体现为对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的称赞。在他看来，国联的成立有助于“鼓励国际的合作”,有助于“促进国际的觉悟和国际的良心”。他觉得，有了国联，那种19世纪式的民族主义战争就会逐渐退出历史，人类的和平岁月也将有可能来到。中国要想实现发展，须遵从国联制定的规则，因为以国联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有利于中国的。
海斯并未进一步追问国联是否真的能遏止国际纷争；国联成立前就已经存在于国际政治中的支配与被支配、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是否有所变化；列强为了维持其霸权地位，在非西方国家与地区的做法是否因为成立了国联而有本质上的改变；许多被殖民国家要求摆脱殖民统治的诉求，在国联里是否受到应有的重视，他们是否能名副其实地摆脱内外困境；国联成立之后出现的“委任统治制度”与19世纪的殖民统治之间有何本质上的区别，二者是否共享着作为殖民统治意识形态基础的“文明等级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否因国联的成立而有所缓解。其实只要深入考察国联成立后世界各地的政治与经济状况，这些问题不难找到答案，但海斯却并未就此展开思考。而他这一观点对蒋廷黻却影响极大。它使后者相信，中国是要有民族主义的氛围，但中国内外政策的制定应在遵循国联所代表的国际秩序下进行，尤其需要博得西方大国的同情，因为这样的秩序与这样的同情对中国是有利的。
到了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反对帝国主义的呼声在中国更为猛烈。之所以如此，一方面，自然是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越来越明显，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在对日外交上不断妥协，加上由国联委派的李顿调查团有名无实的“调停”,这让人们对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有了更为直观与深切的感受。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史论战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开展，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在中国知识界扩大影响，尤其是帝国主义如何控制中国政治与经济，日渐成为人们所关注的话题。在20世纪30年代，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撰写的有关中国历史与现实、世界历史与现实的通俗著作，成为不少青年人了解中外局势的主要参考，这也进一步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帝国主义论。
这自然是蒋廷黻极力反对的。他认为，九一八事变中国之所以处于被动局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之前“虚骄自负”的“革命外交”所致，这让英美等国不愿“帮助”中国。而九一八事变之后国联派来中国的李顿调查团，其团长英国人李顿曾任英国驻印度总督，团员美国人麦考益曾任美国驻菲律宾总督，法国人克劳德曾任驻印度支那法军总司令。让一群前殖民地官员来调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本身就显得不伦不类。这个调查团事后发表的报告书，虽然批评了一下日本的侵略行径，但却渲染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所谓“特殊地位”,主张在东北实行承认日本特殊地位的“国际共管”。只要对近代殖民史稍有了解，不难看到这一方案所主张的“国际共管”,其实就是一个让列强共同瓜分东北，共享在东北的利益的计划，只是在其中强调了日本较之其他列强，在此地更具特殊地位罢了。可在蒋廷黻看来，“调查团的团员均来自受过欧战洗礼，工商经验及殖民经验较富的国家。他们的思考恐非后进的日本帝国所能领会”。对于中国而言，“无论我们对国联调查团所指的路是如何悲观，我们不能不竭力竭诚一试”。
在这里，蒋廷黻认为李顿调查团的成员“殖民经验较富”,如果是想表达后者比日本军国主义者更善于运用各种手段进行殖民活动的话，或许并无什么问题。但联系上下文，他似乎更想表达的是，正是因为其“殖民经验较富”,所以不会轻易满足日本的要求，中国也就有与之周旋的机会。很明显，蒋廷黻之所以对国联调查团报以期待，与其说是根据各方政治力量对比而得出的结论，不如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在立场上、甚至情感上相信那些“殖民经验较富”的国家会因其“文明”而为中国主持公道，中国不应“辜负”其苦心孤诣。
此外，中国共产党的帝国主义论通过分析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矛盾，探索中国革命的动力、路线与政策。而革命却是蒋廷黻极力反对的。1933年，他在《革命与专制》一文说：
无论如何，西洋尚有为阶级谋利益的政治，我们连这个都没有……所谓革命家十之八九不是失意的政客，就是有野心的军人；加入革命的普通人员不是无出路的青年，就是无饭吃而目不识丁的农民。这种人，如革命能改除一时的痛苦就革命，如作汉奸能解除目前的痛苦就作汉奸。拿这种材料来做建设理想社会的基础，那是不可能的。
不用去追问蒋廷黻说这番话时是否做过详细的社会调研，是否考察过中国社会的矛盾以及各阶级的状况。因为他这番话背后显现的与其说是学理分析，不如说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自傲感，俨然帝制时代位于四民之首、享受各种特权的士绅阶层。这也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少留学欧美的精英逐渐成为该政权主导力量的背景颇为匹配。正是基于以上感观，蒋廷黻对帝国主义的看法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变。
1933年，蒋廷黻发表《帝国主义与常识》一文。他在文章开篇就说，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别名”“资本主义的末日就是帝国主义的末日”,只是用来“博民众欢心”的论调。很明显，他是在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帝国主义论。因为列宁强调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象征着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接下来，蒋廷黻一反先前思考如何“抵抗帝国主义”的立场，认为帝国主义究竟是善是恶，其实答案并不那么清晰：
印度、安南、高丽究竟是独立好呢，还是继续受外人的统治好呢；印度、安南、高丽一般人民的生活，自受外族统治以后，是日趋于穷于苦呢，还是日趋于富于乐呢。关于这些问题，现在不能有客观的、科学的答复。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承认某种现象是帝国主义的，其善恶利害还是有问题……从多数看起来，统治者是甲是乙，是本族或是外族，是不关紧要的；关紧要的是统治的成绩，如社会的或治或乱，及经济的或穷或富。
他的逻辑就是，民众总是要被人统治的，只要能带来些许“治”和“富”,那么由谁来统治，其实大多数人是不在乎的。既然如此，假如帝国主义为殖民地带来了一些有着现代外观的东西，那么反对帝国主义的正当性自然也就要打折扣。所以，没必要总是高喊“打倒帝国主义”。从世界近代思想史的脉络看，蒋廷黻的这个看法与殖民者为维系其统治地位而强调的殖民统治带来现代化，以及依据“文明等级论”认为被殖民国家与地区民众需要由“文明人”进行开导与教化的论调，其实颇有相似之处。当然，放眼第三世界国家近代史，持此论调的绝非仅限于殖民者，不少与宗主国关系紧密的、有着“西化”外观的政学精英，也经常这样认为。因为这样的观点最有助于他们维持自己在本国的精英地位。
此外，蒋廷黻进一步引申他在1926年演讲中的观点，即帝国主义并非近代才出现的事物，而是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着。他说：“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帝国主义的产物，都是由于一个中心民族兼并其他无数民族而成的。”“照我们知道的，自古石器时代到现在，没有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种经济制度，没有行过，或者试行过帝国主义。人类的起始就是帝国主义的起始。”当然，与彼时不同的是，他承认英美等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但他更强调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也是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强调后者，来减弱人们对于前者的痛恨。在他眼里，如果苏联不放弃大国沙文主义，那么就没必要对英美等国过分苛求。这就形成了一种话语暗示：不谴责苏联，就没资格批判英美。
蒋廷黻的这些观点是建立在他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之上的。在他看来：
一切有作为的、向上的民族都在那里求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势力的膨胀。古代如此，现在亦如此。倘甲的势力膨胀与乙的相等，如日美、日俄、英美、法德等国之间，甲乙的关系就是平等的、通常的国际关系，我们不说甲乙之间有帝国主义存在。万一甲的势力膨胀过乙的，如列强与中国之间，那末帝国主义自然而然的就来了。这是一种天然现象，无所谓善恶。如要谈善恶和责任，那末强者与弱者是同等的须负责。我们只能求我们的膨胀能与外来的膨胀抗衡，不能求外来的膨胀的取消。取消或者限制任何民族的膨胀就是取消或限制它的生活。这是不可能的。
可见，蒋廷黻认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侵略行为本身并无所谓善恶存焉，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欲望与冲动。只是有些民族成功，有些民族失败罢了。既然无所谓善恶，也就没必要基于道义的角度予以谴责。弱国被强国侵略，是因为前者没有足够的实力抵御后者。一旦弱国变为强国，它也会有侵略别的弱国的想法。蒋廷黻的这一观点充满了现实主义的唯实力论。在提醒弱国应不断增强实力抵御强国这一点上，不能说它没有一定的意义。但更为重要的是，如此这般看问题，体现了明显的“慕强”心态。因为这样的观点消解了深入批判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着的不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意义，并且放弃追问在这样的国际秩序里具体的支配与被支配、剥削与被剥削的方式是怎样的，以及如果不变革这样的国际秩序，弱国究竟有无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而一旦取消了这样的追问，就会将如此这般的强弱关系视为一种历史必然。弱国要想在此局势中自存，要么使自己成为有能力侵略别人的强国，要么就应“安分守己”,遵循由强国制定的游戏规则，不去“惹恼”强国。在蒋廷黻那里，这就是国际政治中的“常识”。以此观之，批判帝国主义自然属于不合“常识”之举。所以他说：“照我看来，人类的末日才是帝国主义的末日。”而针对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李顿调查团，蒋廷黻不去批评前者所谓调停的真实目的，而是建议中国应在李顿调查团设置的框架下寻求其帮助，并努力从善意的角度去推测其动机，可以说就是他上述观点的具体表现。毕竟一旦强弱关系体现得如此明显，看上去难以改变，那么长此以往，依附强国、迎合强国的心态很可能会胜过抵御强国、对抗强国的志愿。因为依附与迎合或许尚可苟存，抵御与对抗更可能招致灭顶之灾。
理解了这个逻辑，也就理解了蒋廷黻为什么要替琦善平反，为什么会认为“如果中国的近代史能给我们一点教训的话，其最大的就是：在中国没有现代化到一定程度以前，与外人妥协固吃亏，与外人战争更吃亏”。在他看来，“自哥伦布在15世纪末年发现美洲到现在，世界的历史几可一言以蔽之：就是白人霸占世界史”“自16世纪到现在，世界史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东西的合化，或者我们应该说，是全世界的欧化”。中国应该适应这样的历史大势，并在这样的历史大势下思考自救之道。
平心而论，蒋廷黻并不反对中国追求富强。在初版于1938年的《中国近代史大纲》中，他说：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接下来，虽然他认为帝国主义无涉善恶，但对于中国近代史这门学科而言，他依然指出：“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就此而言，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并未自外于这门学科本身蕴含着的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历史经验教训的属性。
蒋廷黻不但认为近代史研究中“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在讨论中国现实政治问题时，他也将此作为立论的基本预设。毕竟承认由列强所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前提是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能够自存。如果因国力过于衰颓而导致能否自存都成为问题，那么再谈如何在既定的国际秩序里寻求发展，就已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他说：“民族意识是我们应付世界大变局的利器。现在的问题是，这民族意识能否结晶，能否具体化。我们是否从此团结一致来御外侮；我们是否因为受了民族主义的洗礼而就能人人以国事为己任。这些条件会决定我们最后对这个大变局的应付的成败。”从世界近代史的角度看，弱国近代民族主义对内要求变革不合理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使国民成为国家的主人，让国家认同高于地缘性与血缘性小团体的认同。对外则要求国家能够抵御外侮，维持本国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无疑是一个弱国。因此，在中国提倡民族主义，无论怎样承认晚近国际秩序的合理性，至少要保持中国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也就需要抵御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在这个意义上，思考中国内部的问题，就是为了能让中国在列强环伺的局面下自立自强。
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蒋廷黻认为当时的中国最为严重的问题是在清朝覆亡之后，缺少一个能够做到名副其实统一的中央政府。如果不依靠这样的政府奠定基本的政治秩序，那么其他各项经济、社会与军事建设将极难着手。更为重要的是，缺少了这样的政府，中国国内政局一旦发生动荡，就会给列强借机牟利的机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现代的竞争是国与国的竞争。我们连国都没有，谈不到竞争，更谈不到胜利。我们目前的准备，很明显的，是大家同心同力的建设一个国家起来”。在发表于1933年，堪称彼时“民主与独裁”论争中鼓吹“新式独裁”代表作的《革命与专制》中，蒋廷黻进一步指出：
满清给民国的遗产是极坏的，不够作革命的资本的。第一，我们的国家仍旧是个朝代国家，不是个民族国家。一班人民的公忠是对个人或家庭或地方的，不是对国家的。第二，我们的专制君主并没有遗留可作新政权中心的阶级。其实中国专制政体的历史使命就是摧残皇室以外一切可作政权中心的阶级和制度。结果，皇室倒了，国家就成一盘散沙了。第三，在专制政体下，我们的物质文明太落伍了。我们一起革命，外人就能渔利，我们简直无抵抗的能力。
很明显，蒋廷黻不是在“去语境”地讨论晚近中国中央政府职能缺失，而是基于意识到“我们一起革命，外人就能渔利，我们简直无抵抗的能力”的现状，才呼吁应抓紧建设能够做到名副其实统一的中央政府。所以，蒋廷黻虽然认为帝国主义无涉善恶，但在其政论里，其实并不否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唯有能够做到统一的中央政府，才能有效抵御外人在中国“渔利”的企图。
蒋廷黻的这篇文章引起胡适的反对。后者连续发表《建国与专制》《再论建国与专制》来回应蒋氏。胡适认为，建设现代国家固然需要统一的政权，但其方式绝非仅有新式独裁一种路径。此外，他不相信当时的中国有哪派政治力量能够担负起蒋廷黻所期待的那种时代责任。与其将希望寄托在现实当中本不存在的政治力量之上，不如另寻他路，从别的方面思考中国的政治建设问题。面对其质疑，蒋廷黻复发表《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他在文章开头即言：
近百年世界的一种大潮流就是民族主义。未统一的国家赖此主义统一了，如德意志、意大利。已统一而地方分权的国家赖此主义提高中央的权力了，如日本的尊王废藩，如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威的自然长进……近代的国家每有革命，其结果之一总是统一愈加巩固及中央政府权力的提高，帝俄已是一个统一集权的国家，但是现在的苏俄更加统一，更加集权。德国革命以后的1919年宪法比毕士麦(按，即俾斯麦)1871年所定的宪法就统一集权的多，而今年国社党的革命又进一步，法国17、18世纪已成统一集权的国家，但18世纪末年革命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铲除个区域的差别，成立法人所谓一整个、不可分离的法国。
前文谈过，蒋廷黻认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有民族都在追求势力膨胀，然后希图宰制弱国。在这里，他又认为世界近代史的趋势不但是出现了许多区别于古代王朝的民族国家，而且民族国家内部纷纷走向集权之路。当然，他仅用抽象的权力分散或集中来考察不同国家的制度形态，而忽视了不同性质的国家其内部的社会结构与外部环境、政权的阶级属性与施政方针。因此将推行新政的美国、正在进行工业化建设的苏联、纳粹上台掌权的德国混为一谈。这也是当时知识界宣扬“新式独裁”与“统制经济”的人士所共有的倾向。而将蒋廷黻的这一观点与他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结合起来看，那么就不难得出中国应厉行“新式独裁”的结论了。因为各国都在扩大中央权力，如果中国不这样做，那么很可能难逃被侵略或瓜分的命运。当然，这也是彼时与蒋廷黻持相似政治主张的人士常用的分析方式。比如钱端升认为，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我们第一个急务是怎样的急起急追，求为一个比较有实力的国家，庶几最可怕、最惨烈的世界大战到临时，我们已不是一个毫不足轻重的国家”。而“欲有一强有力的政府，则提倡民主政治不但是缓不济急，更是缘木求鱼”。此外，“欲达到工业化沿海各省的目的，则国家非具有极权国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而要使国家有这种权力，则又非赖深得民心的独裁制度不为功”。因此，“中国所需要者，也是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
1934年，蒋廷黻在《民族复兴的一个条件》一文里进一步谈及这一问题：
我们现在所处的局势是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美国提高银价，我们的农工商业就受重大打击，只有国家积极的政策始能挽回万一。英国要联日以制俄，我们就成了英国送给日本的礼物，这也不是靠圆滑的无为所能阻止的。日本放弃金本位，我们的幼稚工业就受压迫，这不是各工厂各自努力所能抵抗的。日本要为大和民族谋万世安全，我们就发生存亡的问题，这不是我们“独善其身”的传统哲学所能补救的。这种外来的压力，如同黄河长江的洪水，非有强力的政府、汲汲做事的政府，及全国的总动员，是无法抵御的。
蒋廷黻此处所提到的那些列强对华政策及实践，包括因中国国势衰微而沦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惨境，在当时由左翼知识分子所撰写的政论与著作里也时常论及，并且对之有更为详尽而生动的分析。所以说，蒋廷黻虽然不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帝国主义论，但在对中国所面临外部压力的严峻性的认知上，其实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或左翼知识分子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如何理解这样的外部压力，如何抵御这样的外部压力，蒋廷黻与后者有截然不同的想法。在蒋廷黻看来，中国此刻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样的政府能够开展各项现代化建设，增强国家实力。此乃抵御外侮的首要条件。他说：“我们的出路，在对内对外两方面，均不能不求之于建设。所谓建设就是物质的和制度的创造与改造，就是全民生活的更换，就是国家的现代化。”为了说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他甚至一反在《帝国主义与常识》中对苏联的指责，将后者作为中国应该借鉴的样板：
我们以后要引起国际的同情也不在乎我们对日强硬的程度，而在乎我们建设的成绩，倘若苏俄第一个五年计划失败了，你看她的国际地位能如有今日吗?没有建设，没有提高我们自己的力量，纵使得着外援，我们还是别国的附庸，自己不能在国际上成为一个独立势力。
和当时不少对苏联一五计划怀有歆羡之情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蒋廷黻也认为中国要想彻底摆脱沦为“别国的附庸”的危险，就需要像苏联那样，通过有计划的政策，让国家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在短时间得到质的提升。
当然，蒋廷黻对苏联的认可大概也仅限于此。中国共产党的帝国主义论除了分析帝国主义列强如何运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手段来侵略与掠夺中国，还强调后者的企图之所以能够实现，离不开中国国内的统治阶级与剥削阶级的依附或合作。因此，反对帝国主义，既要批判它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又要剖析中国国内的社会各阶级状况，强调需改变不合理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推翻那些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的特权集团。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动员与宣传，让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与工人成为国家名副其实的主人，依靠民众的力量来对抗帝国主义列强。用马克思主义史家李平心的话来说：“革命的结局是要否定帝国主义与国内的旧生产关系。”而恰恰在这一点上，蒋廷黻有着很不一样的看法。胡绳晚年指出，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观一大特征就是认为在近代中国，“只要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工业，中国近代化的任务就能完成”。正是在此思路下，蒋廷黻颇为藐视民众的力量，认为不能指望依靠他们来实现国家现代化。在发表于1936年的《中国近代化的问题》一文里，蒋廷黻说：
群众都是反对近代化的……无论在哪一国，群众是守旧的，创造是少数人的事业。在辛亥年，如果全国对国体问题有个总投票的机会，民众十之八九是要皇帝的，现在的民众如果有全权决定要不要修汽车路，大多数会投票决定不要汽车路……在中、俄、日、土四国之中，近代化即是自上而下，并且常违反民意，改革的推动不能不依赖政权的集中。从这四国近代化的过程，我们可以得着一个共同结论：政权愈集中的国家，其推行近代化的成绩愈好。所谓好，局势改革的程度愈彻底，愈快速。没有大彼得的横暴——不仅专制——旧莫斯科的守旧势力是不能打倒的，俄国或要保存鞑靼的、东欧的文化直到拿破仑大战的狂风暴雨，18世纪的宝贵光阴将整个的空费了。
在《中国近代史大纲》里，他借由叙述历史，进一步申说此意：
我们近六十年来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并非自下而上。一切新的事业都是由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费尽苦心，慢慢奋斗出来的。在甲午以前，这少数先知先觉者都是在朝的人。甲午以后，革新的领袖权慢慢的转到在野的人手里，却是这些在野的领袖都是知识分子，不是民众。严格说来，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
通过叙述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给中国开出这样一个解决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困局与危局的药方：
假使我民族不是遇着帝国主义压迫的空前大难关，以一个曹操、司马懿父子之流的袁世凯当国主，树立一个新朝代，那我们也可马虎下去了。但是我们在20世纪所需要的，是一个认识新时代而又能领导我们向近代化那条路走的伟大领袖。
作为熟悉中国近代外交史料的人，蒋廷黻明确指出近代中国遭遇的“空前大难关”源于“帝国主义的压迫”,这体现了他作为史家的基本素养。但他却认为一部中国近代史所昭示的是像曾国藩、李鸿章这样地位的人才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历史的更替体现在这样的精英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普通民众非但不能参与到历史的进程中，反而是阻碍历史前进的罪魁。而未来中国的发展，也端赖能否出现“领导我们向近代化那条路走的伟大领袖”。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叙事都难以和现代民主政治接上关系，反而与近代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国家主义思潮颇为相似。在《中国近代史大纲》的最后一节，蒋廷黻用了大量篇幅论述蒋介石的“功绩”。大概在他看来，自己已经找到能让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领袖”了。不过之后的历史发展，也证明蒋廷黻的观察错得一塌糊涂。这种错误除了包括对于蒋介石资质的严重误判，还应包括对于如何才能抵御“帝国主义压迫”的认识。
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知识界，蒋廷黻算是属于对于近代西学掌握较深、对国际政治变局有较为全面了解的学者。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受到霍布森《帝国主义》的影响。从博士论文以英国劳工运动与帝国主义关系为主题始，在其文字生涯里，帝国主义一直是他关注的问题。1926年，面对五卅运动期间声势浩大的反帝国主义风潮，蒋廷黻借鉴霍布森的观点，剖析帝国主义施行对外扩张的手段与目的，尤其是如何利用各种经济手段来控制弱国。虽然他对于帝国主义的理解不同于中国共产党所继承的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但至少在当时他还是站在批判帝国主义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蒋廷黻认为中国必须在既有的国际秩序下寻求欧美国家的帮助来解决民族危机，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与左翼知识分子的帝国主义论颇为不满，撰文提出了另外一套对于帝国主义的解释。他认为帝国主义无涉善恶，对弱国的影响也不可一概而论。甚至帝国主义现象也非近代才有，而是从古至今一直存在。这背后除了学理层面的认识，其实更和他当时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判断息息相关。他认为中国应该在国际联盟的框架下寻求帮助，而且相信这是中国所能选择的最佳方案。但是，蒋廷黻毕竟是一位关心中国前途的人。他虽然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帝国主义论，但却不能无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东西列强对于中国的侵略。他认为中国内部混乱不堪，不断给列强制造侵略与掠夺中国的机会。既然这种侵略现象是客观存在的，那就必须思考如何才能抵御外侮。他想到的方案是建立名副其实的统一与集权的中央政府，然后自上而下地开展现代化建设。他认为民众是现代化的阻力而非助力，因此在中国推行新式独裁很有必要。可见，他的新式独裁论，是建立在意识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严峻性之上的。
蒋廷黻的帝国主义观与他对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设想息息相关。与其孤立地评价其帝国主义观是否具有某种“价值”,不如全面地评估蒋廷黻所设想的中国未来发展道路。首先，九一八事变之后来华的李顿调查团并未能够真正调解中日矛盾。该调查团背后的国际联盟非但未能改变19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的支配与被支配、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而且根本无法遏止德意日法西斯的膨胀，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其次，19世纪帝国主义侵略或殖民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的历史，在二战之后受到了普遍的否定。不但社会主义阵营对之进行强烈批判，就连美国也承认二战后亚非拉地区殖民地解放运动具有正当性。因此，至少在表面上，帝国主义已成国际政治中的负面之物。最后，历史证明，“新式独裁”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广大的中国民众也不是现代化的阻力，蒋廷黻对蒋介石的期待更是竹篮打水。由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与动员起来的民众，产生出巨大的能量，不但改造了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而且扭转了近代以来中国在外交上的颓势，更为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打下坚实基础。以上内容，对于人们在今天评价蒋廷黻的帝国主义观，以及他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或许不无参考价值。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3年第1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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